香港检测中心预约

“17年风雨路，走到终点那天我还是哭了”：一家港企的告别信

办公室那盏日光灯熄灭时，我蹲在堆满纸箱的走廊里突然崩溃——17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，我和合伙人阿Kim挤在观塘工业大厦8楼30平米的办公室里，为第一台二手PCR仪砍价到凌晨两点的场景，像老电影般在眼前闪回。

“那时候我们以为能改变世界”

2006年香港生物科技刚冒芽，四个港大毕业生拿着政府20万创业基金，在廉价玻璃门上贴出“Zentrogene”的贴纸时，隔壁五金厂老板还打赌我们撑不过三个月。记得第一次接到跨国药企的基因检测订单，团队连续72小时没合眼，阿Kim直接晕倒在离心机旁边。 “检测结果比欧洲实验室还精准！”当客户这封邮件弹出来时，我们抱着烧杯哭得像群傻子。那时深夜从实验室望出去，维港的霓虹都像是为我们亮的。

红磡实验室的“黄金十年”

2013年搬进红磡1600尺实验室那天，我们特意定制了镶着DNA双螺旋的铜牌。全港首创的产前无创检测技术，让我们在母婴市场杀出血路。最疯狂时，深圳口岸每天有上百个内地孕妇的血液样本准时在9点送达。 财务Lisa总念叨：“老板，这个月又破纪录了！”但我永远记得2016年春节，值班小妹阿欣独自守着37台运转的测序仪，窗外烟花照亮她口罩上的压痕。那时每份报告里，都藏着员工们被乙醛熏红的眼睛。

黑天鹅来得比试剂变质还快

2019年街头那些催泪弹烟雾，最先飘进实验室的是客户违约函。内地孕妇数量断崖式下跌，某次在深圳丽兹卡尔顿等客户，对方委婉表示“现在港产报告很难向卫健委交代”。 后来疫情本该是我们的翻身仗——直到2021年某天，物流主管拿着被海关扣留第8批试剂的通知冲进来：“他们说不认香港的冷链认证了。”那天我看着-80℃冰箱里价值千万的蛋白试剂，第一次感受到彻骨寒意。

救生艇与体面沉没

去年初我们赌上筹码转型癌症早筛，大陆合作方突然要求技术转让。董事会争吵那晚，技术总监Dr.陈摔了马克杯：“把数据库给他们？不如烧了九龙塘那栋楼！”玻璃碴在我皮鞋边闪烁时，忽然想起2007年他推着装满干冰的推车，狂奔三条街抢救样本的背影。 6月30日那场最终股东会，空调坏了的会议室里，71岁的陈伯摘下老花镜：“后生仔，当年我太太的唐氏筛查是你们做的。”他投下反对破产的一票时，衬衫后背全湿透了。

告别比创业更需要勇气

清理实验室那天，保洁阿姨突然抱着那台最早期的电泳仪问我：“阿妹，这个也要扔？”仪器外壳上还贴着我女儿幼儿园时画的贴纸。97个员工的合照里，负责后勤的阿萍举着2008年团建时的旗子——上面褪色的“We are family”字样，像某种温柔的嘲讽。 关门前夜，我在空荡荡的前台发现本泛黄的留言簿。2018年某个客户写着：“感谢你们让我知道未出生宝宝是健康的”。月光透过百叶窗落在纸上，我终于明白这场17年的梦，从来就不是徒劳。

不是终结，只是培养基用尽了

现在经过红磡海滨，还是会习惯性抬头看9楼的蓝灯牌。有次遇见离职的技术员阿强，他在深圳开了家甜品店。“老板，我用离心机转速调珍珠奶茶呢！”他笑着露出虎牙，和当初在实验室熬夜时一模一样。 香港科学园最近来了批新创业者，有个小姑娘兴奋地和我讨论纳米检测技术。当她说到“想像你们当年那样”时，我悄悄把Zentrogene的旧门卡塞进了口袋。毕竟在这座城市里，有些故事就算画上句号，DNA却在某个试管里永远活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