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们真的尽力了”：一家香港实验室的一夜

凌晨3点的告别

当我撕下实验室门口"Zentrogene"的金属标牌时，手指被锋利的边缘划出了血。这个陪伴我们12年的名字，明天就会变成堆填区里的一块废铁。走廊尽头，老张正蹲在地上给一台PCR仪打包，这个55岁的技术主管突然就哭得像孩子——三年前疫情最严重时，这台机器曾连续运转47天没休息。

从骄傲到挣扎

记得2019年我们拿到香港首批新冠检测资质那天，整个实验室开了香槟。那时谁会想到，三年后政府招标价会压到38港元/人次？上个月看着财务报表，合伙人阿May把咖啡杯捏碎了："连深水埗茶餐厅洗碗工时薪都涨到65了，我们的技术员时薪还卡在58块。"

最讽刺的是上周，隔壁共享实验室那些网红公司，靠给加密货币项目做"基因概念包装"月入百万。当20岁的实习生阿Kit递辞职信时说"抱歉，我需要赚钱养活奶奶"，我连挽留的底气都没有。

显微镜下的香港困境

关灯前我数了数抽屉里的72张离职证明——都是这两年陆续离开的伙伴。内地实验室开三倍薪水挖走我们首席研究员时，他红着眼睛说："林生，我女儿要去加拿大读书..."

租金才是真正的病毒。科技园那间300尺的办公室，2018年月租2万2，现在报价4万8。去年圣诞夜，我和房东太太在楼下7-11谈判到凌晨，她嚼着鱼蛋含混地说："我个仔在英国读医，都要钱嘅。"

那些带不走的

保洁阿姐坚持要把休息室的咖啡机擦到发亮："仲记得吗？2020年2月，成队人轮流瞓呢张沙发。"窗外维港的霓虹照进来，仪器上的待机灯还在闪烁，像不愿闭上的眼睛。

储物柜里发现2014年的团建照片，那时候大家穿着白大褂在太平山顶笑得没心没肺。现在照片里一半人在新加坡，三分之一在深圳，剩下的转行卖保险、教钢琴、开烘焙屋。

一个样本

处理完所有医疗废物已是破晓。保安权叔突然掏出一管血样："林医生，呢个...系我个孙上个月验过敏原剩低的。"老人粗糙的手指反复抚摸着标签，我突然想起最初选择这行的初心。

最终我们严肃地走完全套销毁程序，权叔在焚化炉前鞠了个躬。清晨第一班叮叮车驶过时，他小声说："我睇住呢度由荒地起楼，又睇住佢变返空地。"

灯灭之前

我在空荡荡的PCR室录了一段环境音——那些精密仪器运转时的嗡鸣，像极了母亲怀孕时的胎心监测。门口外卖架上还有几份没取的下午茶，便签已经泛黄："给通宵的战友，加油！"

锁门时遇到楼上生物科技公司的CEO，他西装革履准备去路演："现在都讲AI制药啦，传统检测没有想象空间嘛。"电梯门关上的瞬间，我听见他手机传出熟悉的提示音——正是我们五年前开发的核酸结果推送铃声。

不是终点的终点

现在揣着大门钥匙站在雨中，突然理解为什么老派科学家爱用"实验体"而不是"样本"。这十二年来，何尝不是香港这座城市拿我们做了场残酷的活体实验？

转角茶餐厅的电视正在播放新闻："香港再获评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"。玻璃倒影里，那个举着"旺铺招租"广告的中介，恰好站在我们实验室logo的残影上。阿May打来电话说，深圳前海有个产业园在招生物医学团队，问我要不要去看看。

雨停了。我把钥匙放进信封，一次抚摸公司门口那块被无数访客摸到光滑的导览牌。下面某位小朋友贴的卡通贴纸还在，用力掀起一角，露出2016年某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我们印在下面的那句话："让科学更有温度"。